“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机器人？”
“索菲亚”回答：“你不必担心我们机器人，你们人类又怎么知道自己就是人类呢？”去年，人工智能机器人“索菲亚”成为全球首位被赋予法律公民身份的机器人。
当前，科学技术巨大进步推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。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，给法律制度带来哪些挑战？现行法治体系又该如何调整和应对？
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知识产权？
“微明的灯影里，我知道她的可爱的土壤，使我的心灵成为俘虏了……”这段诗句的创作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人”，而是人工智能产品“微软小冰”。2017年5月，“微软小冰”创作诗集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出版，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，它的出版带来一个新问题——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知识产权？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曹新明认为，根据现行法律，知识产权成果是指“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”，人工智能并不能成为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权利主体。“但是，如果将‘人工智能’创造活动类同于科学研究的‘电脑’，即把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通过人工智能创造的智慧成果，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又确实具备‘知识产权作品’的某些属性。”
“问题的关键在于对‘人工智能’的法律定性。”曹新明表示，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主要有“工具”和“虚拟人”两种观点。“工具”即把人工智能视为人的创造物和权利客体；“虚拟人”是法律给人工智能设定一部分“人”的属性，赋予其能够享有一些权利的法律主体资格。
“即便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知识产权，其权利归属也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。”曹新明认为，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“工具”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可归属于设计开发者，或者所有权人，或者使用权人以及多个权利人共有。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“虚拟人”，则可以把人工智能生成物看作民法意义上的“孳息”，比如将人工智能视为“母鸡”，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就是“母鸡”下的“蛋”，“蛋”自然归“母鸡”所有者拥有。
此外，创造人工智能生成物，往往会通过一些程序进行“深度学习”，其中可能收集、储存大量的他人已享有的知识产权信息，这就可能构成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害。曹新明认为，“在这种涉嫌构成侵害知识产权的情形下，究竟应当由谁承担责任，也是一个新问题。”
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司法者吗？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：2016年12月，名为“睿法官”的北京法院智能研判系统上线，为法官提供办案规范和量刑分析等精准信息，用大数据推进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；2017年5月，全国首个“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”在上海诞生，在对上海几万份刑事案件的卷宗、文书数据进行“深度学习”后，已具备初步的证据信息抓取、校验和逻辑分析能力……
“利用人工智能，可以帮助司法者得到类似案件的全部先例以及法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等裁判规则，从而减轻他们的工作负累、促进准确适用法律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，通过数据采集、整理、分析、综合，人工智能在促进司法者依法、全面、规范收集和审查证据，统一司法尺度、助力司法公正等方面，的确大有可为。
但是，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将替代司法者，实现独立断案？显然不可以。
“人工智能只是实现司法正义的辅助手段，切不可本末倒置，这是我们始终应该铭记的一条基本原则。”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看来，如果过分依靠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判决、根据大数据矫正法律决定的偏差等，难免形成审判主体的多重结构，事实上形成程序员、软件工程师、数据处理商等主体和司法者共执司法的局面。
“此外，如果让人工智能超出辅助性手段范畴，全面应用于审判案件，那就有可能把司法引入歧途。”季卫东认为，在案件事实曲折、人际关系复杂、掺杂伦理和感情因素的场合，如何依据法理、常识和人情做出判断并进行妥善裁决，其实是一种微妙的艺术，需要依靠法官的理性综合分析。“即使人工智能嵌入了概率程序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，也难以保证做出公正合理、让人信服的个案裁判。”
支振锋也认为，就目前的发展情形看，人工智能还没有取代司法者的可能，尤其是作为涉及情感与理性、规范与价值的法律诉讼，如果交给人工智能，这在法律和伦理上，都很难得到支持。“应防范对人工智能形成‘路径依赖’，人工智能越发达，越应强调司法者的职业伦理。”支振锋说。
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如何认定？
2016年11月，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，一台名为“小胖”的机器人突然发生故障，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，自行砸坏了部分展台，并导致一人受伤。
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日益普及，其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和承担问题，是对现行侵权法律制度提出的又一个新的挑战。
“从现行法律上看，侵权责任主体只能是民事主体，人工智能本身还难以成为新的侵权责任主体。即便如此，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认定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。”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看来，侵权发生后，谁是人工智能的所有者，就应当由谁负责，在法律上似乎并不存在争议。“然而人工智能的具体行为受程序控制，发生侵权时，到底是由所有者还是软件研发者担责，值得商榷。”
与之类似的，当无人驾驶汽车造成他人损害侵权时，是由驾驶人、机动车所有人担责，还是由汽车制造商、自动驾驶技术开发者担责？法律是否有必要为无人驾驶汽车制定专门的侵权责任规则？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“现实中，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，可能更多涉及危险责任或无过错责任。”程啸认为，例如无人驾驶汽车致害，无论从产品责任还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上看，都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。但未来需要考虑的是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，其本身是否属于高度危险作业（如无人机），从而决定了是否适用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。
“当前，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、过错等要件的判断也变得日趋复杂。”程啸还举例说，此前曝光的一些APP“大数据杀熟”和“算法歧视”，由于代码的不透明，加之算法本身的自我学习和适应能力，使得“将算法歧视归责于开发者”变得很困难。
在程啸看来，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问题、新挑战，在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未雨绸缪，将为以后的司法实践赢得主动。“人工智能已经到来，只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分布不均。我们不应等到未来分布均匀、人工智能已完全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，才想起来从法律进行规范。”程啸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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